“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相比工业革命前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实现1.5摄氏度。”实现《巴黎协定》确立的全球目标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人类能否另辟蹊径，10月19日，在零碳智库“全球气候合作与治理对话”主题论坛上，多国学者围绕这一议题在线展开研讨。

　　刚刚过去的夏天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最新报告，除非立即、迅速和大规模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球平均温升极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达到或超过1.5°C。这将给人类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风险，并严重威胁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

　　面对严峻挑战，在传统的减缓和适应之外，科学家们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所谓“地球工程”，也称气候工程，包括两大类技术，一是太阳辐射干预（SRM），通过人工手段将一部分太阳辐射反射回太空，以限制气候变暖，如平流层气溶胶注入技术等；二是二氧化碳移除（CDR），通过人工手段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并将其长时间储存在地下、陆地或海洋中，如海洋施肥、生物能源与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等。二者原理不同，相比而言，国际上对于SRM技术的争议更大。

　　研究表明，实施SRM虽然可以快速为地球降温，减少某些气候灾害，但其影响是不均匀的，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还可能给人类和生态系统带来新的风险。

　　“做有风险，不做也有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迎研究员在会上表示。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越来越频发，造成的损失损害越来越大，冰雪在融化，海平面在上升，预计未来这种趋势仍将持续。人类不得不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近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多家联合国机构都高度关注地球工程，发布相关报告。陈迎2022年成为UNESCO下设的世界科学知识与技术伦理委员会（COMEST）委员。据她介绍，早在2010年，UNESCO就曾发布过一个关于通过“海洋施肥”减缓全球变暖的研究报告。2017年，UNESCO又发布一则关于气候变化伦理原则的声明。2022年新一届COMEST聚焦科技伦理问题，将气候工程的伦理问题列为未来两年的重点工作，并起草了一份关于气候工程伦理问题的报告。

　　报告起草的过程确实存在很多争论。陈迎介绍，“比如，对气候工程的界定，是只针对SRM还是把CDR也包含进去？最后我们将这两种技术都包含进去了。又比如，应秉持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这是伦理观的问题。当代人对于后代人是否有更多的责任去维护地球的安全，这是代际伦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差异性与风险的问题。实施某个政策或应用某个技术，可能会让一些地方或一部分人群受益，而让另一些地方或另一部分人群受害或面临更大风险，在讨论气候工程伦理问题时，尤其需要考虑影响和风险的差异性。”

　　报告指出，对于SRM这种不成熟的、存在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技术，一旦实施会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尤其是“道德风险”，如果人们倾向于依赖SRM应对气候变化，可能放松减缓和适应行动的紧迫性。

　　最后报告也给出了一些建议。面对气候工程伦理问题，开展开放的、负责任的国际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要加强对气候系统以及人类应对行动展开持续监测，既包括减缓、适应的举措，也包括SRM和CDR。还要重视科学研究在决策中的作用，加强教育和科普，促进科学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等等。

　　“科技不断进步，新技术往往是一把‘双刃剑’，需要加强治理。对SRM的治理，需要区分出不同的层次，如科学研究、小型户外实验和大规模实施。目前，虽然无人敢支持SRM大规模实施，但对于这类技术的研究探索仍然很有必要。它是人类应对气候危机的最后‘一剂猛药’，有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可能又是最快为地球降温的无奈选择。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科学研究，了解它背后的机理和可能影响。”陈迎说。

　　在国际治理制度严重缺失的情况下，为防止地球工程技术被滥用带来的风险，各国通过国内政策和立法加强自律是一个可行途径。在“科技向善”的理念之下，我国政府已开始加强对于科技伦理治理问题的重视。

　　2022年3月，我国出台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其中就强调，科技活动应客观评估和审慎对待不确定性和技术应用的风险，防止科技成果误用、滥用，避免危及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

　　今年10月8日，我国科技部等十部门又共同印发了《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规定对于“不直接涉及人或实验动物，但可能在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公共秩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伦理风险挑战的科技活动”应纳入科技伦理审查机制。

　　“这样的审查机制完全可以适用于国内地球工程，尤其是SRM类存在伦理风险和争议的科技活动。”陈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