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面临“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它们不一定是最新、最亮眼的，却亟须有人去一层层抽丝剥茧、一次次试错改进、一点点精益求精。

　　实践反复证明，基础研究之根扎得越深，科技创新之树就越枝繁叶茂。2023年2月21日，习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基础研究科学家座谈会，13所高校、7家科研院所的25位科学家齐聚一堂，围绕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谈思考议对策——如何从源头和创新链起始端抓基础研究？如何处理好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的关系？如何让好成果和高水平人才迸涌勃发？让我们一起听听7位院士如何作答。

　　工作人员在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CRAFT）1/8真空室及总体安装实验平台进行设备调试。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在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的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水池里更换实验设备。新华社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先决条件是构建自主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化全链条布局。而创新链条涉及整个学术和工业体系，无法由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完成，并且依赖于长期的积累。基础研究作为创新的源头和底层，尤其需要在暂时还看不到实用价值的阶段就进行前瞻性布局。在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的当前，我很振奋地了解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正在强化基础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建议自然科学基金加强与关键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协同，通过设立联合基金的方式，以重大科技任务牵引基础研究面向长远战略目标发展，打通“从0到1”和“从1到100”之间的连接。

　　自主化攻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发挥新型制优势，建立高效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可以牵头组织相关优势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用户等形成协同创新共同体，充分融合科研机构的研究优势、企业的产品优势、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的资金优势，通过分工协同开展关键材料器件设备的自主研发。我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通过科教融合推进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建议支持国家实验室、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充分利用各方面的优势和特色联合培养人才，形成体量充足、学科齐全、素质综合的复合型人才储备，加快培养造就一批科技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和青年才俊。

　　科学上很多重大的发现发明，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正是在一流科学家面对面交流、思维碰撞的一瞬间产生的。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形势，越是面临打压和封堵，越要加强开放合作，营造有利于我国科技发展的“朋友圈”。事实上，绝大多数国际学者愿意保持与我国的交流合作。在此背景下，更加需要发挥我国领军科学家的国际影响力，鼓励他们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出境开展学术交流，强化友好国际学者与我国合作的意愿。

　　作者：颜宁（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深圳湾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教授）

　　说起基础科研，人们普遍认为它是自由探索，我本人也一直在相对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中成长。但是人类基因组计划这类目标明确的大项目则属于有组织科研，其也极大地促进了基础研究领域的原创发现。所以，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并非非此即彼，要让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相互促进，激发科研人员的内驱力，开展“顶天立地”的科研。

　　所谓“顶天”，就是能在科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篇章、在世界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原创发现。专心科研本身就是一种幸运，成为世界上首个发现者或创造者，简直是人生最大的馈赠。若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内驱力，使其才智发挥到极致，何愁没有创新？调动科研人员的内驱力，就要给大家充分的自由，让他们不被事务性的工作打扰，建立科研经费包干制，给予更大的自由度和决策权。资助机构应长周期、滚动式支持，依托单位应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尽可能创造“科研无忧”的环境。

　　所谓“立地”，是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坚持“四个面向”，从需求端作为问题的出发点。具体到生物医药领域就是揭示致病机理，开发新药物、新疗法。这正是有组织科研的优势领域，也能产生原创成果。我们希望科学家与临床医生加强合作，临床医生发现问题，科学家凝练问题、探索问题，开发新疗法、新药物，助力临床救治。

　　做“顶天立地”的科研，还需要科研评估避免“一刀切”，防止人才帽子异化。针对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应分类制定人员考核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用不同的评价体系去衡量成果产出，尽量避免科研过度功利化。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加强基础研究不仅对增强我国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具有引领作用，还对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长期性、基础性的重要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我们要发挥其基础研究的优势、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究竟什么是基础研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做研究的时候不一定有明确的工程应用导向，当研究进行和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现这个研究工作有其应用之处。要支持青年学者从事兴趣导向的基础研究，鼓励青年学者做有兴趣的研究，挑战科学难题，不要急功近利。

　　近年来，我国设立了一批大科学设施，利用这些设施能够开展非常前沿的研究工作。我建议设立大科学设施的使用专项，鼓励各单位科学家积极使用大科学设施，开展深入可持续的基础研究。我国设立了多个科技重大专项，这些专项都有明确的工程目标，但是对相关基础研究的支持还不够。如果能够围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设立相关的基础研究项目群，将使专项工作做得更加成体系，成效更显著。

　　还要加强重大产业需求对基础研究的牵引作用，提升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效率。我们要前瞻部署和重点支持能够对产业发展产生革命性、颠覆性推动作用的基础研究，如原子制造等，在关乎国家命脉的战略性重点发展方向不断积累，构建长板优势；提升应用性基础研究对于产业创新发展的贡献率，建立政府主导的基础研究成果基金，以产业需要为导向，提高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效率，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医学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显著成就，涵盖领域也十分广泛。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高质量学术论文中，更体现在改写疾病治疗国际指南等方面。成果背后，得益于我国在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平台建设、人才培养、资金保障、技术开发等布局和稳定支持。

　　基础研究资源和基础研究制度的长期稳定支持是基础研究和后续转化应用的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坚持人是高质量基础科学活动选题、设计、组织、实施发起者，分层培养对领域具有超高洞察力和判断力的“战略家”，以及对研究开展和技术运用具有高灵活性的“领军型人才”，建立“多层次选拔、长期强支持、多维分类评价”的全流程人才培养体系，走好新时代中国特色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具体可分为：进一步完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本科生项目、研究生项目、青年项目、杰优青项目人才培养计划，加强早选拔、后分流、再遴选的优中选优、优中选特、优中选尖的选拔体系建设；完善海外“青年人才、尖端人才、战略科学家”引进体系以及“有计划、有重点、多策略”的国际合作项目，储备战略人才；探索“长周期、多元化”基础和临床人才项目评价机制，尊重基础科学人才成长“周期长、投资大、见效慢”的规律。建立健全临床人才评价体系建设，既注重“从0到1”的原始创新，也重视重大疾病诊疗突破，用好人才项目的评价指挥棒。

　　近年来，各领域科技创新高度活跃，现代组学技术、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与功能成像等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基础研究范式也随着新型革命性技术的出现而不断迭代，研究层次从宏观到微观，并在微观细分的基础上再进行多维度整合，基础研究周期显著缩短。所以我们需要牢牢把握交叉融合“催化剂”，使其渗透到基础理论突破。建议设立交叉协作基金，围绕药物靶点和新技术引领新药突破，大力发展高效绿色的化学合成与生物合成的新试剂新反应，以及人工智能、类器官芯片等新技术新方法。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国已有、独有的国际领先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成果应加强梳理，对这些成果的潜在价值进行深入挖掘，加快转化应用进程，以防造成创新链同产业链之间的断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国家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加强工作统筹，强化基础研究的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把探索科技前沿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更有效地结合起来，把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更好地结合起来，切实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建设人才强国和科技强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基础研究孕育重大突破，持续催生变革性技术和颠覆性创新，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社会发展需要科学技术快速进步，基础研究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自由探索仍然是拓展科学前沿的基本途径。

　　基础研究是探索未知的过程，具有基础性、长期性、不确定性高的特征，其创新成果往往不是计划出来的，需要广大科研人员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奋斗，这就需要我们为科研人员自由探索营造宽松环境。具体来说：一是深入实施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疾专项整治，加强科研诚信宣传教育及对科研不端案件的严肃惩戒，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二是鼓励自由探索，保持自主选题类项目资助规模占比总体稳定，保障科研人员能够自主命题开展前沿探索；三是优化项目资金管理，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和科研管理规律，充分尊重广大科研人员的科研自主权，减轻科研人员不必要的负担。

　　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只有给予青年人才更多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的支持，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才能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国家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重要平台，要加大对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加强基础研究后备力量的培养，积极支持中青年科学家承担重大类型项目，通过重大任务带动，助力青年人才快速成长。同时，突出高层次人才培养，构建高层次人才长周期支持机制，加强科技帅才和优秀科研团队的选育培养，完善体系化“人才资助链”，构建规模宏大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向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培养输送高水平创新人才。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正处于快速迭代的关键阶段，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其对传统的线性科技创新模式也提出了新挑战。传统的基础研究评价机制更多关注研究本身的创新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这样的机制已难以满足基础研究支撑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需要寻求更加全面有效的评价方式。

　　很多基础研究是一些前沿领域的跟踪性热点研究，难以对国家需求和科技创新做出实质性贡献。如何凝练要解决的真问题，如何去真解决这些问题？这需要我们去引导和发掘产业后端需求，让其成为“出题人”和“阅卷人”。

　　针对特定的国家战略产业方向，通过与能够精准把握相关产业方向的研发机构紧密合作，科技主管部门可邀请跨学科研究人员、成果应用方、企业家等共同商讨，从产业端梳理基础研究的痛点问题，制定解决真问题的指南。结题验收时，在论文或专利等成果的基础上，也应该邀请产业后端的专家来评价，构建一套以学术贡献和价值创造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并择优滚动资助，激发科研人员从源头和底层解决产业核心关键技术问题。

　　同时，还要鼓励青年人才敢于开拓新方向，避免同质化。国家科技创新的源泉在于人，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的建设离不开对高素质青年科研人员的引导。当前一些青年科研人员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固定的成长路径，不愿意去冒险开拓研究新方向，导致研究同质化。因此，要加大对勇于开拓研究新方向年轻人的资助力度，引导他们做有用的研究，在解决真问题过程中攻克关键基础科学问题，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既是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支撑。针对目前基础研究存在的短板，我建议：

　　立“大体系”，破“小而散”。强化对重大科学问题和重大战略需求的系统性谋划、前瞻性布局，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和体系建设。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发挥新型制优势，统筹部署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立“活机制”，破“少而弱”。明确战略科学家培育目标，优化领军人才发现机制和项目团队遴选机制，对领军人才实行人才梯队配套、科研条件配套、管理机制配套等特殊政策；重视对非共识项目的价值判断和培育支持，非共识是许多颠覆性创新的前期特征，应探索建立针对此类项目的非常规评审和管理机制；强化面向国际前沿制定科技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围绕重点方向、重大平台和重大任务自上而下设立重大项目，探索项目分级结题和国际同行评审机制；强化高校基地作用，吸引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探索建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网络化、开放式协同创新机制。

　　立“新生态”，破“浮而杂”。要深化高校科技体制系统性改革，把握科研创新规律，不盲目追求标新立异而新设项目。探索科技金融校地合作新范式，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与科研人员建立科技创新成果接管前置的“陪跑”机制，不断提高项目资助容错率。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增强科研人员进行高水平创新的主动性和历史自信，推动形成既能有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又能充分激发科学家创新潜能的基础研究发展生态。